”，此等谣言尽管纯属子虚乌有，却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无数深受二手烟侵害之人的心坎上，折射出众人长期以来被二手烟折磨的苦痛现实。

  现实当中，众多烟民在被劝阻时，那副趾高气昂的模样实在令人咋舌。“我有吸烟的自由！”“我的健康我自己说了算，轮不到你多嘴！”这般蛮不讲理的言辞，往往让善意的劝阻者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然而，所谓自由，绝非毫无边界、肆意妄为，控烟之事，绝非仅仅关乎个人，而是与公共权利和大众健康紧密相连。

  不久前，一则流言在社会化媒体上如瘟疫般蔓延：自 2025 年 1 月 20 日起，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开始实施，餐厅、咖啡馆等室内公共场所不再禁烟。此消息一出，众多网友惶恐不安，再度为自己的肺腑健康忧心忡忡。

  可只要认真对照相关文件，便能清晰洞察，这纯粹是一场无稽之谈。新条例的变动，实质上对控烟工作未产生丝毫撼动。但即便如此，这则流言还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难以遏制。

  回想半个多月前，演员徐娇在长沙某餐厅勇敢劝阻一位男士吸烟，却遭遇对方蛮不讲理的对待。那位男士不仅不听劝阻，还蛮横地抢走徐娇的手机，并将烟头扔进她的饭碗。这一恶劣事件被曝光后，瞬间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场所吸烟的激烈讨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邹小农等人所发布的调查的最终结果令人触目惊心，2015 年“餐馆”的二手烟暴露率竟然高达 76.3%，在各类室内场所中一马当先，遥遥领先。如此惊人的数据，无疑将餐厅二手烟的严峻态势丝毫没有保留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有人竟大言不惭地宣称，此次“餐厅不再禁烟”的谣言，是为增加烟草税收从而拉动经济。然而，这种荒谬至极的说法简直是痴人说梦！烟草行业的确为财政贡献了一定数额，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危害简直无法估量。每年，因吸烟而命丧黄泉的人数超过百万之巨，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更是远远超出烟草税收所带来的那点微薄利益。

  看看那些缺乏健全控烟法规的区域，普通人面对二手烟的侵害，往往只能无奈地进行口头劝诫，然而换来的却是吸烟者的极度反感和强烈抵触。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将吸烟与国家的发展强行捆绑，喊出“我们抽的不是烟，是打向敌人的子弹”“宁可肺上烂个洞，不让航母生块锈”等荒诞不经、令人发指的口号。

  值得庆幸的是，部分地区在控烟工作上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上海不断加大控烟力度，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并坚决贯彻执行；深圳也毫不松懈，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者再也不敢肆意妄为，为所欲为。

  再瞧瞧香港，一直以来都是控烟领域的杰出楷模。自 2007 年强力推行室内全面禁烟令以来，吸烟率大幅度降低，成绩斐然。如今走在香港的街头，常见烟民们无奈地围聚在垃圾桶旁，匆匆忙忙地抽上几口烟，聊以慰藉。

  虽说中国在控烟之路上始终坚持不懈，奋力前行，但进展依旧缓慢如蜗牛爬行。未来，我们究竟该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全面控烟，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清新无烟的环境中自由畅快地呼吸？这迫切地需要政府加强完善法规、强化执法力度，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广泛宣传，更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坚决吸烟，捍卫健康。

  “1 月 20 日起餐厅不再禁烟”的传言之所以能迅速传播，根源在于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断章取义、片面解读。

  早在 2011 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就颁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其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严禁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实打实的全国性控烟法规，不少人甚至将其当作投诉室内吸烟者的有力“武器”。可一旦条例有所修改，他们便想当然地认为控烟场所的范围缩小了。

  然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根本站不住脚。该条例对于室内公共场合的吸烟行为，实际上并没明确的法律约束力。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原主任姜垣向《新周刊》透露，《细则》中关于控烟的条例，缺乏清晰的执法主体和相应的刑事责任，更像是一种“倡导性条款”。回顾该《细则》的上位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其主要侧重于卫生管理，针对的是“卫生许可证”制度。

  早在 2016 年，为了减轻餐饮企业的负担，避免重复发证，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精确指出要取消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 4 类公共场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相关食品安全许可的监管工作统一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这次对《管理条例》的内容调整，说白了就是对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部分进行清理。该条例所界定的“公共场所”，与控烟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并非一回事。

  换句话说，这份条例无论修改与否，对控烟工作都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不会对那些已制定了地方性控烟法规的城市开展控烟工作造成阻碍。比如在上海，近年来控烟力度不减反增，当地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逐步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推进无烟健康环境建设的通知》，创新性地提出“室外不吸游烟”的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对室外二手烟的管控力度。

  不过，尽管全国范围内已有 24 个省份出台了省级控烟法规，但姜垣告诉我们，全面无烟法规所保护的人群仅仅覆盖了全国大约 16%的人口。在现有的立法框架内，中国尚未出台一部对全国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的控烟法规。

  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控烟法规，普通人在面对二手烟时，常常只能依靠口头劝阻，而这样的形式往往会引起吸烟人群的极度不满。

  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反驳便是“吸烟是我的个人自由，你管不着！”而在网络世界里，烟民们更是变本加厉，将吸烟行为与烟草税收乃至国家发展等宏大叙事强行关联起来。在展示国家军事装备的新闻评论区下面，“我们抽的不是烟，是打向敌人的子弹”“宁可肺上烂个洞，不让航母生块锈”等极端言论屡屡刷屏。

  “控烟松绑以增加烟草税收”的传言与“烟民牺牲健康为祖国造航母”的说法，本质上是同一观点在宏观和个人层面的表达，其依据的不过是一定的基本事实：烟草行业确实在持续为财政“输血”。

  据财新报道，近年来烟草行业对我国的财政收入贡献愈发显著：2023 年，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5.4%上升到 6.9%；上缴国家的财政总额从 3312 亿元增长到 15028 亿元，短短 16 年间增长了 3.5 倍。

  众所周知，提升烟草税，是极为关键的控烟手段。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烟草价格每提高一成，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烟草消费将降低大约 4%。2015 年，中国破天荒地提高了卷烟消费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率从 5%提升至 11%，卷烟零售价随之大面积上涨。第二年，我国卷烟消费总量在经历多年迅速增加后，首次出现了下降。

  尽管如此，我国距离世卫组织建议的烟草税应占零售价至少 75%的标准仍相差甚远——这无疑需要烟草企业做出巨大的妥协。当下，烟草行业持续为财政收入“输血”，这也让更多烟民有恃无恐，理直气壮地喊出：“我抽烟我骄傲，我为祖国造大炮。”

  然而，这种观点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荒谬绝伦。吸烟不仅严重危害个人健康，也未必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据新华社报道，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超过百万。《中国控烟观察》所引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烟草相关疾病的经济负担总量高达 15214 亿元，相当于同期 GDP 的 1.7%，而同年烟草税收仅为 11556 亿元，经济负担远超于了烟草税收。

  二手烟危害已成社会共识。国家卫生部在 2012 年公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早已精确指出，二手烟暴露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水平”，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可是，网络上依然不乏因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健康受损乃至确诊肺癌的血泪控诉，案例往往集中发生在家庭、办公室等场所。上文提及的 2015 年调查也清晰显示，餐馆、工作场所和家庭的二手烟暴露率位列前三。

  在现实生活中，即便不去餐馆，大多数人也得上班、居家。当公司里每天都有人习惯性地抽上几根烟，就算自己从不吸烟，也非常有可能患上呼吸系统疾病。

  一位博主曾透露，自己在某企业工作 17 年间，长期持续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最终于2023 年 4 月确诊肺癌晚期。此消息在评论区引发众多网友的共鸣，大家都表示深有同感。

  世卫组织发布的烟草趋势报告最新估计，全球共有 12.5 亿成年人吸烟，而中国的烟民数量超越 3 亿，占世界烟民总数近三分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 4 个中国人当中，大概就有 1 个烟民，其中男性吸烟率远高于女性。

  对此，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兼科普作家李治中对比过一组令人痛心的数据：在美国，女性肺癌患者中约 85%是烟民；而在中国，80%以上的女性肺癌患者从不吸烟。他在《癌症真相》一书中写道：“在东亚地区，40 至 70 岁的女性，尽管吸烟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但患肺癌的概率却是美国女性的 2 至 3 倍。”

  众多烟民在被劝阻时，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是“我有吸烟的自由”，或者“我的健康不容他人置喙”。这常常让劝阻者陷入无奈和尴尬的境地。但必须明确，自由并非毫无限制。控烟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正是因为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更涉及公共权利的保障。

  尽管吸烟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来与烟草有关的税收增长，但烟草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项近期发表于《柳叶刀 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的研究成果印证了这一观点。2017 年 3 月，上海修订控烟条例，实施全面无烟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一些重点室外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这一举措堪称中国内地“史上最严控烟令”。

  该研究深入分析了 2017 年上海实施全面无烟立法至今，其对于吸烟行为和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根据结果得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类似的全面无烟立法，预计到 2035 年可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 0.04%至 0.07%的增长——这一增长甚至超过了禁烟令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成本。

  研究还进一步指出，控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主要源于国家医疗费用的节省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倘若没有此类有效的干预措施，同期 GDP 总量估计将减少 0.8%至 0.9%，这与烟民们的短视想法截然相反。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非要通过购买香烟来为国家经济做贡献，那么应只买烟而坚决不吸烟。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控烟始终是全球健康领域至关重要的议题，中国也在积极紧跟全球控烟的步伐。2003 年，世卫组织发布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第一部针对控烟的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协议，中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份公约。

  2006 年 1 月，《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依照《公约》的要求，中国需要在五年后实现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目标，全力保护公众免受烟雾的危害，并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活动。

  此后的近二十年里，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奋勇前行。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以下简称“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烟草使用率下降了约 11%。但在中国，这一个数字仅仅约为 1%，进展之缓慢令人揪心。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表现出色的城市。自北京于 2015 年进行区域性控烟立法以来，上海、深圳等城市也相继跟上立法的步伐，并成为内地城市中的“无烟典范”。

  在社交媒体的二手烟吐槽帖上，深圳人通常会表现出惊讶的态度，惊叹“还有这种事”。的确，在深圳，室内公共场所几乎无人胆敢放肆抽烟，毕竟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投诉到“别抽啦”官方小程序。深圳人对待控烟的态度可谓极其认真。

  而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香港在控烟领域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如今，香港的吸烟率已从 1980 年代的 23.3%大幅降至 2023 年的 9.1%。香港的控烟路径可以总结为三大关键方面：控烟立法、加收烟草税和广泛的公众宣传教育。

  2007 年 1 月 1 日起，香港毅然实施室内全面禁烟令，迫使烟民们只能聚集在街头巷尾的角落里，匆匆忙忙地抽上一根。此后，在香港的街头，常常能看到这样独特的景象：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烟民围在街边的垃圾桶旁，手夹着烟，闲聊、吐槽，以此打发时间。这便是所谓的吸烟区。

  这一情景也成为了 2010 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志明与春娇》的故事背景。电影开头，一群来自不同职业背景的烟民挤在后巷点烟、聊八卦，消磨时光。可以说，吸烟区将香港本地的白领、外国移工和来自内地的港漂汇聚在了一起，假如没有那几根烟的“功劳”，他们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老烟民张志明和余春娇也因此邂逅。两人的爱情故事摒弃了所有浪漫电影的经典开场，发生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狭窄后巷。

  电影接近尾声，二人关系的关键节点出现在 2009 年 2 月 25 日。当天，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立法会上宣读《2009—2010 年度财政预算案》时郑重表示：“为了公众健康，立即把烟草税税率调高 50%。每支香烟的税款由约 8 角调升至约 1.2 元。”这一情节成为了电影中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